▲ 盈科律师事务所原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视觉中国 / 图）
“梅向荣从来就不是一位律师，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商人。” “盈科的出现有时代的需求，没有他，也会有‘李向荣’”。 “资金会沉淀在律所内，这是一笔很庞大的资金，并且没有监管。过去类似的事件也有，但没有盈科这么大。”
文｜南方周末记者 梅岭
责任编辑｜顾策
2026年3月，盈科律师事务所原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因融资兑付危机向警方自首。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报道，2025年梅向荣就曾被警方约谈，让他尽快兑付资金，但并未处理好。
盈科律所在3月11日发布声明，宣布梅向荣已经辞去所有职务，爆雷等传闻事件系其家人开办公司问题，与本所执业活动无关。盈科官网上，很快抹去了他的一切痕迹。
这件事引起了诸多媒体关注。原因在于，梅向荣曾经创造了国内律所业的传奇。他用不到20年时间，将起初只有不到20名律师的盈科，发展成拥有员工2.5万名，其中执业律师人数达到1.94万人的全球第一大律所。
3月中旬，在抖音平台上，一位定位在江苏盈科国际律师大厦的用户在评论区贴的图片显示，一本名为《如何做中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的书被扔进了垃圾桶。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梅向荣。书中写到，他将律师事务所这个行业从过去的“单打独斗”，推向了企业化转型，做成了可以规模化、品牌化的新模式。
“梅向荣从来就不是一位律师，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商人。”一位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梅向荣混淆了‘律师’与‘商人’的边界。好的律师需要悲观和谨慎，好的企业家需要冒险，但他没能在这两种身份间架起防火墙。”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敏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像野蛮人一样闯了进来”
根据梅向荣在前述书中自述，他生于1972年，199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毕业第二年起开始从事房地产、公司兼并与收购等法律业务。跨界的原因是，大学期间他偶然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是中国要建设法治，需要有律师的参与。
事实上，自从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之后，律师仍然属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为公职公办。直到1997年，律师的定位才变为中介机构服务人员，确定了将律师推向市场的重要地位。
2001年，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工作全面完成，律师业进入市场轨道，大量国办所在这一时期完成改制。其中就包括郝惠珍创办的盈科律师事务所。截至目前，郝惠珍在公司官网的头衔仍为创始人、名誉主任。
“早期，市场上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非常少。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加大，大学开始扩招。”申忠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在法律界从业多年的资深人士。
1996年，司法部通过了《法学教育“九五”发展规划和2010年发展设想》，明确提出扩大招生规模的目标，其中提到“九五”期间需补充和提高到大专学历的人数是60万。法学教育发展规划主要是扩大法学本科、成人教育、大专和中专招生规模等重点建设任务。
大学法学专业扩招之后，激增的毕业生遇到了就业难题。
一位毕业于国内一所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从业超过十五年的法律界人士记得，他们学校法律英语专业的就业率比自己专业高得多，“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公务员，又进不了好的律所，只能转行或待业”。
“法院编制扩招非常有限，随着中国加入WTO，外企进入中国，需要落地的法律服务，这部分高端资源构成了顶尖律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些律所的门槛非常高。”申忠诚表示。
梅向荣在他的另一本书《律师事务所战略与发展》中写到，2006年，全国律师行业的收入约为200亿元，其中，北京超过70亿元，上海、广东均达到40亿元，这三个地方垄断了国内律师行业收入的近八成。这一年，全国约有14万名律师，上述三个地区有4万名，这意味着，不到30%的人控制了80%的业务。
2007年，35岁的梅向荣通过股改的方式，成为盈科第一大股东，并快速开启了律所的规模化发展。谭敏涛认为，这并非政府直接下令推动，而是梅向荣作为商人捕捉到了机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加速融入全球，法律服务需求激增。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人对法律的需求也在增长，这些“小而碎”的业务不会被顶尖律所看见，但会被盈科吸收。
“在这个行业还在讲究‘人和’与‘资历’的时候，盈科像野蛮人一样闯了进来。”谭敏涛说。
在书中，梅向荣认为传统的律所规模通常比较小，往往是个体户集合的状态。现代规模化的律所，可以做到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
他在全国砸钱租赁了最好的写字楼，北京总部放在国贸CBD，上海分所“盈科律师大厦”是上海首家以律所命名的大楼。打造品牌化的同时，他大量招人，扩张规模。
一位金融业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多年前曾去过北京盈科律所，律所内有实时大屏幕，滚动显示各分支机构的律师数量，客服小姐在旁边介绍。律所内还有自己的咖啡厅。
传统律所通常由大合伙人掌握案源，继而掌握收入。而梅向荣确定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律所主任不承办具体案件，只对整体业绩负责。案源不属于个人，是“公共案源”，归律所所有，统一分配。
为了吸引律师进入盈科，他降低了律所的提成比例。2013年时，传统律所对普通律师的提成大约在30%，盈科的比例仅为10%。但对律师有业绩要求，比如一年业绩要求25万元，达不到的话需要向律所缴纳2.5万元管理费或提成。
盈科逐渐成为平台，律师入驻成为“独立的承包商”。
梅向荣认为，法律服务也是一种商品，他甚至提出用市盈率等金融指标（P/E）来评估律所的市场价值。他还在律所内实行承包制，允许达到一定创收额的律师申请承包特定部门。
在分所的商业扩张上，梅向荣设计了多种投资模式，包括总所与分所投资人共同所有，或由分所投资人出资并向总所缴纳品牌使用费，通过输出品牌、管理和资源实现快速规模化扩张。
这种打法的结果很直观。2007年梅向荣加入盈科时，律所只有律师不到二十名，六年时间人数增加到1800名，很快成为国内第一大所。2022年以后，盈科连续在“The Global 200”全球律师人数排名中蝉联第一。
在申忠诚看来，法律行业的从业者，过去多少带着些书生和文人气息，理想主义者比较多。不是法律背景出身的梅向荣，直接创造了一种新的规模律所模式，“盈科的出现有时代的需求，没有他，也会有‘李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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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盈科律师事务所分所。（视觉中国 / 图）
跨界扩张的钱从哪儿来?
律所成为平台，赚律师费的行为，就如同“份子钱”。如果把律所看作一家公司，这种模式没有任何问题。
“法律这个行业无非是两碗饭，一个是做业务（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另一个就是开场子。”申忠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做业务是有风险的，当一个律师已经功成名就，想赚一些安稳钱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国内想做规模的律所都在学习盈科模式的原因之一。
在业内看来，盈科的高手有很多，但差的律师也很多。“在招录人才的过程中，他的风控做得不是特别好。”一位国内排名前列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让业内意识到盈科有些跑偏的，并不是盈科开分所的速度，而是2015年以后的跨界扩张。
除了2016年跨界做旅游，梅向荣还创办了北京盈科环球控股有限公司，这个投资管理平台合计控制68家企业，投资方向包括文旅、教育、酒店等。
2021年，梅向荣以“理工男情怀”为由，跨界打造氢能汽车（向荣清能汽车），与鑫桥联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下百亿协议。根据公开信息，后者是中国光大控股及国际金融集团参股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企业。
这些公司与盈科律师事务所并没有股权关系，但盈科旅游新闻稿中曾提出，与盈科律所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次陷入融资风波的北京盈科环球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在宣传、合同签约中都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根据多名投资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2025年的合同显示，他们分别以“法律服务合同”“盈科市场合伙人协议”等形式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签署合同。涉及金额几乎都在10万元以上，最高的达到五百万元。
这部分盈科律所的投资产品，一年期利率5.5%—8.5%，三年期为20.5%—29.5%。
另一方面，这家律所的1.94万名律师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我不知道这些理财产品，但我们的律师费也就是工资是交给律所代收的，目前处于提款受限的状态。”一位盈科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与律所的收费流程有关。上述某大型规模所合伙人提出，律所属于轻资产，是现金流非常好的行业。一个律所只要跑得起来，每年的资金会自然流入，但只要是规模律所，或多或少都会有资金池的情况出现。
这是因为，根据法律和行业要求，律师费由客户直接打到律所，律所开票给客户。律所扣除管理费、税费后，律师才能把钱提出来。
“但是因为案件办理有时间跨度。所以律所要押我们10%的‘归档费’，比如说我们100万元律师费，律所要押10万元。有的案子几年都结不了，律师人数又那么庞大，律所押的钱就很多了。”上述盈科律师表示，她还有约20万元费用无法取出。
“资金会沉淀在律所内，这是一笔很庞大的资金，并且没有监管。过去类似的事件也有，但没有盈科这么大。”上述某大型律所合伙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意思的是，在梅向荣事件爆发后的3月16日，另一家业内知名的规模律所主动发布了律所经营状况与风控体系说明，称总部不存在违规融资等违法问题，并披露了公司总部银行账户的现金余额。
律师出海
三年前，一位业内资深律师曾与梅向荣见过一次。据其回忆，当时梅向荣谈论最多的就是律师出海。
中国律师事务所出海，最早是1993年君合律师事务所在纽约设立分所，这在君合官网有所体现。
随着中国加入WTO，金杜等顶尖律所也纷纷在海外设立分所，但基本都是单一分所模式。2015年，大成律师事务所与Dentons律师事务所合并，建立国际律所联盟形式。后者是2013年由加拿大、美国、英国三家大型律所合并组建而成。
申忠诚对国内几大头部律所比较熟悉。他认为，不少大律所负责人近年来脑海中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出海。
除了内卷等原因，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节奏加快，企业随之产生大量的海外法律服务需求。这部分客户的付费能力和意愿比较强，是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必争之地。
格局似乎又回到了中国律师业最初的模样。
“小律所接不到。因为能出海的企业规模大，高度资源化，不仅需要律所有当地的人脉，还要有很强的国际沟通力。因此出海的主力军，依然是高端的那一部分。”申忠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盈科还是成功地挤进了出海的队伍。
据申忠诚介绍，个别头部律所的出海模式，是与海外律所联合办公。但这种模式的问题很突出，比如海外的律所是按小时制收费，价格昂贵。“中国客户一开会，通常每次来三五个外方律师，开一个早上。如果每个人都按小时以美元来计费的话，一个会就得花几万美元，中国客户接受不了。”
而根据盈科官网信息，与大多数出海采用合作模式不同，盈科坚持“直营、直投、直管”，所有海外办公室由总部直接投资，确保服务标准的一致性，梅向荣要打造的是“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
这指的是无论客户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遇到法律问题，只要找到盈科，那么他们会在一个小时内做到：理清问题，找到能解决客户问题的律师，安排对接好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
这意味着，盈科拥有一个自主可控、符合中国客户使用习惯的运营模式。截至2024年，根据官网信息，盈科在全球已经布局了103个国家（地区）和195个国际城市，并计划在2026年建设完成100家海外直营机构。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几位出海的中国企业负责人，行业涵盖跨境电商、短剧出海等，地点集中在东南亚。他们都听说过盈科律所的出海业务。“盈科很早就在越南做业务了，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交流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位跨境电商公司负责人表示。
盈科出海的模式，肉眼可见属于重资产。梅向荣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国企业正从“买全球”转向“投资全球”，面临着属地国法律、劳工、税务等复杂问题。盈科希望可以解决中国企业出海“人生地不熟、求助无门”的痛点。
但出海布局的这些钱从哪里来，不得而知。
在申忠诚看来，梅向荣倒下后，第一个受牵连的或许是盈科的出海业务。“出海需要钱，投资比较大，还需要对接当地资源、聘用当地人员，牵扯的方面很多。这些都需要梅向荣来协调。”
（应受访者要求，申忠诚为化名）